拆公司招牌，需不需要跟企業商量？煤改氣、改電，需不需要跟燃煤取暖的村民商量？禁止電動自行車，需不需要跟廣大車主、特別是快遞小哥商量？在個別地方官員心中，如果這樣去商量、無異“與虎謀皮”。但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明確要求：“涉及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在全國政協禮堂現場，遠光軟件董事長陳利浩被這一前所未有的要求“震到”。他認為：這種“精準商量”，對那些經常被有意無意遺忘、忽視和損害的基層群眾，是制度化的“雪中送炭”。如能真正落地，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就能大大提高，社會穩定也才能從根本上得到保證。他的學習體會，在被廣東省政協“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學習座談會”采用后，又刊登在最新一期的《中國政協》（全國政協主辦的國家級月刊）。

發揮政協優勢 推進“精準商量”

作者：陳利浩

（九三學社中央資源環境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政協研究咨詢委員會委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是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在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精辟地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他反復要求“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并特別強調：“涉及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商量”。

和誰有關的事、就和誰商量，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的這種“精準商量”，抓住了推進協商民主的關鍵。因為在實踐中，這正是相關工作的一大短板。在一些管理者那里，不愿去做、不敢去做、更不會承諾。不少涉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往往是領導講一下傾向性意見，找幾個專家“論證論證”就給定了，受影響最大的那部分群眾的呼聲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在很多時候他們只是“被代表”“被商量”，于是協商變成了走過場，很多社會矛盾和沖突就由此產生。我們設想一下，例如“拆招牌”“搶棺材”這類事，只要和涉及到的群眾有所商量，一定不會荒謬至此。

“精準商量”至少有以下三個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助于完善決策。調研再詳細，總不如當面聽取群眾反映現狀和困難更真實；考慮再周到，總不如直接了解群眾的想法和訴求后更完善。通過和有關群眾的廣泛商量，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思想碰撞，最終的解決方案一定會更接地氣、更落實處、更少副作用、更多正能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商量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過程”。

有助于理順民心。有些決策是唯一可能的選項，還要商量嗎？當然還要。通過商量，你可以講清楚決策的緣起、講清楚制約決策的因素、講清楚決策實施后的效果、講清楚對副作用的補救措施，等等，讓涉及到的群眾減少、消除抵觸情緒，理解決策、接受方案、心通氣順，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統一思想、凝聚共識”的效果。

有助于落實“人民主體”。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要特別強調“一部分群眾”“特定群眾”？因為這部分群眾往往是社會影響力、話語權較小的，比較容易被“遺忘”、被忽視。明確要求和他們廣泛商量，就使得黨的群眾路線不留死角、使得中國夢真正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夢，從而達成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目標。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并明確指出了國家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五種協商渠道。“精準商量”這么重要，毫無疑問，上述五個渠道都應該有所作為。但其中，政協組織的地位尤其重要。

“精準商量”，主要發生在政策的制定、執行者與受影響者之間，即黨委政府與特定群眾之間，這就需要有制度化的渠道和平臺。而人民政協的定位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且從中央一直到縣都有設立，制定、執行政策的黨政部門利用政協這個渠道和平臺，去與受政策影響的特定群眾進行“商量”是最現成、最合適的。

“精準商量”，也可能在社會組織、有關企業和特定群眾之間進行（如就某項公用事業服務事項的商量），這就需要有一個“中間人”。政協不是立法機關、不是權力機關，地位相對比較超脫，由政協、特別是基層政協來做這類商量的“中間人”，能避免“公權介入”的嫌疑，又具備中立、透明的公信，應該是最佳的選擇。

有些時候、某些事項，黨委、政府需要委托機構去和特定群眾開展“精準商量”，這就需要有一個“受托人”。而政協本身就是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協委員和政協機關干部對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辦事流程都非常了解，由政協代表黨政部門去和特定群眾商量，應該是效果最好的。

“精準商量”涉及方方面面、關聯各個階層、覆蓋多類事項，需要有一個“發起人”和“推動者”。政協的組成人員來源多元，對各個社會階層的訴求、利益都能接觸、了解，基層政協的委員更是直接地氣，由政協去發現“精準商量”的需求是最及時的。而政協又是協商民主的專門機構，政協參加單位囊括了幾乎所有的界別，由政協去發起和推動“精準商量”也是最名正言順的。

可見，要把習近平總書記布置的“精準商量”常態化、制度化，人民政協的作用不可替代。

“精準商量”對政協工作既是挑戰、更是機遇。說是挑戰，因為要去做這件事，政協工作的思路、方法、定位等都要創新、要調整，要放低身段、深入基層、直面矛盾，要放棄某些駕輕就熟的優勢和路徑依賴，直接對接基層群眾實際問題的“地氣”。說是機遇，因為去做這件事，政協工作就有了新的陣地和抓手，政協委員就能避免只呆在“象牙塔”里；做好了這件事，人民群眾對政協的認同度就能進一步提高，政治協商制度的生命力就能充分展示。

從制度上明確了政協的主體責任后，建議從以下幾方面開展“精準商量”工作：

一、明確指導思想。從黨的初心、執政合法性、決策完善、統一思想取得共識等多個角度，認識到“精準商量”是必不可少的步驟和程序。在與群眾利益相關的事項上，要樹立“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觀念，一定不能操之過急，切忌層層加碼。而各級政協組織，必須在“精準商量”中發揮獨特和重要的作用。

二、規定觸發門檻。凡是有可能減損群眾權利、有可能增加群眾義務的事項，都要和涉及到的群眾廣泛商量，商量是立法、行政的前提。政協機構、政協界別和政協委員都可以提議進行協商，也可以事先規定由地方政府交由政協組織協商。

三、精選商量對象。按照廣泛性、代表性的要求，優先在涉及到的群眾中選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律工作者、媒體工作者、教師、公益組織人士等。要保證基層群眾的比例。根據商量內容，還可以特別邀請非涉及群體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政府法律顧問參加。如果決策事項涉及到企業、單位（如拆牌匾），則一定要包括企業、單位的代表。

四、規范商量程序。商量不是通知，“精準商量”應該安排在決策、執行之前，至少應包括以下程序：事先公布商量的題目、內容，征集報名；公布參加商量的人員、地點、時間；完整記錄各方的意見和建議；公布結果，包括主要的不同意見。聽證會的形式已經比較成熟、規范，應作為“精準商量”的主要途徑之一。

五、利用信息手段。實名制后的移動互聯網，為“精準商量”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如可以按照分類把要商量的內容精準發放到涉及群眾的手機上；如參加商量的群眾可以用手機發表意見、參加表決，不需要現場、不需要同時；如可以由后臺程序對群眾發表的意見分類匯總、統計分析、必要時再度征求意見，做到“無一遺漏”；如可以通過手機對商量結果的實施進行跟蹤；等等。通過信息手段大大提高“精準商量”的效率，保證“精準商量”的效果。

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社會穩定是前提。但正如汪洋主席主政廣東時就明確指出的：維穩的基礎是維權。要維權，就要無一遺漏地關注和維護每一部分群眾、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特別是那些容易被遺忘、被忽視的群眾的利益。而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精準商量”，就是新時代傾聽群眾呼聲、維護群眾權益、保證穩定發展的創新形式和途徑，人民政協完全應該、而且一定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推進“精準商量”的過程中，人民政協履行政治職責的能力和質量也必將進一步得到提升，社會主義的協商民主亦將展示其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