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發展新質生產力，必然要求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分配方式是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遠光軟件董事長陳利浩認為，應建立勞動者在工資薪酬以外分享企業收益的新制度，并對資本收益“社會用途”部分創設定量的評價、引導和激勵機制。通過勞動收益的制度化和資本收益的社會化，凝聚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合力，量化“先富帶后富”的貢獻度，客觀反映“貧富差距”，夯實“共同富裕”基礎。

勞動收益的制度化和資本收益的社會化：對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的思考（二）

專欄作家：陳利浩 九三學社中央資環委副主任、廣東省政協研究咨詢委員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這是首次在“生產關系”前出現“新型”的定語。黨的二十大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表述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是生產關系的核心內容。在所有制、分配方式、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組成部分上，都應該按照習總書記的要求，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從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進行創新、完善、優化。

（上接：《財新 | 探索新型公有制形態：對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的思考（一）》）

二、分配方式：勞動收益的制度化和資本收益的社會化

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了分配方式。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依賴于新型的所有制，創新分配方式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建立新型的勞動者分享企業收益的機制，對資本收益用于“社會用途”的部分創設評價、引導和激勵的體制，都是對新型分配方式的積極探索。

1、勞動者分享企業收益的制度化。

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3月在全國政協聯組會講話時要求：“要在企業內部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構建全體員工利益共同體，讓企業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體員工”。按照這一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企業和員工的關系不應該僅僅是“勞方付勞、資方付薪”的單一雇傭關系，而應該是讓員工分享企業發展成果的新型的“利益共同”關系。因此，除了員工在股權層面以持股實現“分享”的形式以外，也應該在薪酬制度以外設計和實施讓員工分享公司收益的新機制，包括但不限于：

利潤提成。對于可以單獨核算利潤的團隊，按照約定，把團隊利潤的一定比例分配給團隊成員。

成果分享。科技人員個人或集體創造發明的科技成果轉讓或轉化后形成的收益，按照約定比例讓科技人員分享。

效益獎勵。無法對項目或團隊利潤單獨核算的企業，也可以按照全公司的利潤完成情況，對全體員工進行獎勵。

等等。配套的政策建議有：

（1）完善所得稅政策。利潤提成、成果分享、效益獎勵等本質上已經是利潤分配、而不屬于工資薪酬，應完善個人所得稅實施的有關規定，對上述由員工分享的企業利潤從“工資、薪金所得”調整為“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2）厘清“工資總額”。國有企業對于“工資總額”的浮動有著嚴格的限制，而利潤提成、成果分享、效益獎勵，都會隨著項目、成果、企業的收益浮動，因此，建議把這一部分“分享收益”不列入工資總額。

（3）對國有企業和院所院校的科技人員一視同仁。科技成果的發明、實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要內容，國家對于國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員發明和轉化成果有著“收益共享”、并減免個人所得稅的明確規定，但卻不允許國有企業科技人員享受，嚴重制約著國有企業的科技創新動力，建議盡快修訂，一視同仁。

2、對資本收益的“社會用途”進行量化的評價和激勵。

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最終要體現到產業的躍升。無論是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還是布局新興產業、發展未來產業，都需要吸引大量社會資本，應創設新型的激勵機制和政策。

響應黨的號召，“先富起來”的人士將分配到的收益投資實業、增加就業、回饋社會，是我國改革開放的戰略設計和實現途徑。但由于沒有量化機制，只能定性地肯定和鼓勵，沒有確切的評價，更缺乏有效的引導和激勵。

黨的二十大在強調“規范收入分配機制”的同時增加了“規范財富積累機制”的新要求。如果說收入分配機制是“分蛋糕”，財富積累機制就是引導分配后的蛋糕向哪個方向積累、給什么人使用。財富在實際上“為誰所用”，比在名義上“歸誰所有”更本質。按照這一思路，筆者提出把生產資料所有人的收益用于“社會用途”的部分量化、制度化的思路，具體步驟是：

（1）對公司股權、合伙企業份額等的收益和轉讓所得，增加“用途”屬性，分為“社會用途”和“個人用途”。“社會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興辦實業、投資公司、興辦各類社會服務事業等。

（2）修訂所得稅法規。對于“個人用途”部分的收益和轉讓所得適用相對較高的稅率，同時，對于“社會用途”部分的收益和轉讓所得適用相對較低的稅率。

（3）由公司股權、合伙企業份額等的最終所有人（必要時需“穿透”）對于所持份額后續的收益和轉讓所得，自愿規劃、確定“社會用途“的比率或數額，確定后即適用差別稅率。

（4）對于“社會用途”的收益已享受稅收優惠的部分，用專用賬戶和信息手段進行跟蹤、管理，專用賬戶后續滋生的收益也都只能用于“社會用途”。

（5）資產收益的“社會用途”比例或數額可由所有者根據需要進行調整，但如要減少已享受稅收優惠的“存量”收益則需補稅。

信息技術和數據基礎，已經為上述思路的實現提供了保障。無論是對股權最終所有人的穿透，還是對不同用途資產按差別稅率的計征，抑或是對“社會用途”采用專用賬戶的跟蹤和監控，都已經具有完備的可行性。

上述機制，既是對資產所有人既往投資實業、增加就業等貢獻的量化、肯定，更是對他們以后投資行為的引導、激勵。不但能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凝聚合力，也有助于消除資產所有人的疑慮、增強信心，是利國、利民、也利己的多全之舉。

我國改革開放的關鍵節點，大多采用了“把有關權利增加屬性、并適當分離”的思路，如對國企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這是“增量改革”的主要形式。上述把生產資料收益“社會用途”部分進行量化的機制，實際上也是對生產資料增加“用途”屬性、并把“所有”和“所用”分置。從分配方式的角度，相當于把所分配收益的“名義所有人”和“實際受益人”作了分置，把“蛋糕”的“分給誰”和“給誰吃”作了區別。這種新型的分配方式，對于豐富和完善“共同富裕”思路有著積極的意義。如某人對擁有的10億元資產承諾了9億元的收益為“社會用途”，計算貧富差距的目標就應該是1億元、而不是10億元，因為“社會用途”的9億元是“帶動后富”的動力、多多益善。基尼系數計算應該增加按1億元（“個人用途”）計算的口徑、以反映真正的“貧富差距”。在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基礎上，更應關注“吃蛋糕”、關注“社會用途”的占比和數額，讓越來越大的蛋糕被越來越多的人吃到。在保護和鼓勵先富群體為自己資產的增值努力奮斗的同時，更要用機制激勵和引導他們把資產收益更大的比例為“社會所用”，以符合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和根本方向。

發展新質生產力，既是發展命題、更是改革命題。按照習總書記和黨中央的部署，既向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要活力，更向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要動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統馭下，探索公有制的新形態，創新分配方式，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一定能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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