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型公有制形態：對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的思考（一）

陳利浩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這是首次在“生產關系”前出現“新型”的定語。中共二十大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表述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是生產關系的核心內容。在所有制、分配方式、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組成部分上，都應該按照習總書記的要求，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從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進行創新、完善、優化。

一、所有制形式：探索公有制新形態

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要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激發廣大勞動者的創新動力和生產積極性，首先就要按照中央“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要求，探索、形成把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緊密結合、利益相關的公有制新形態。

1、明確“新型公有制”企業的定位。

什么樣的企業形態更能適應新質生產力、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華為公司是最好的樣板。無論是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躍升，還是原創性、顛覆性、關鍵核心技術的科技攻關，還是布局、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華為都“遙遙領先”。而且，面對一次次技術封鎖、出口管制、產品斷供和各種打壓，越壓越強，浴火重生。其主要原因，除了任正非本人非凡的變革領導力和企業家精神，從公司制度層面，就是面向廣大管理和技術骨干的內部股權設計。

《華為基本法》規定：“華為主張在顧客、員工與合作者之間結成利益共同體，努力探索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內部動力機制。”華為通過讓廣大管理和技術骨干員工持有內部股權，將企業的整體利益與員工的自身利益緊密相連。盡管華為是任正非創辦的企業，但任正非持有的股份不到1%，其余的都通過華為公司工會持股平臺、由管理和技術骨干持有。從這個意義上，華為公司已經名副其實成為“華為人”的華為。在其他的科技型公司中，無論國有、民營，凡是骨干隊伍穩定，發展良性、快速、健康的，“股權激勵”、“骨干持股”等股權層面的機制一定功不可沒。

實踐已經證明，在股權的“華為模式”下，勞動者不光是自己勞動能力的所有者，還通過個人所有的股權成為公司剩余價值的所有者；企業的經營效果和每個股東息息相關，勞動者的所得天然與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效果緊密相連，生產效率的提高、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是企業和員工的共同利益所在。這樣的股權關系，可以從根本上激發勞動者的創新動力和生產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從產權機制上保證了公平。

這樣的企業屬于什么所有制？按現有分類不是公有制，因為不屬于“全民”或“集體”；但也不應是私有制，因為由于股權分散，任何單個股東都不能從股份層面占有、支配生產資料，只能由廣大股東“共同占有”，以華為為例，任正非對公司的控制并非基于股權比例，而基于“委托代理關系”。這類企業，就是馬克思當年設想的“在對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從馬克思提出這一設想后的100多年以來，對于“個人所有”的到底是生產資料還是生活資料一直爭論不休，中國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在理論和實踐上也都一直認為：生產資料有了“個人份額”就是私有制。202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首次明確允許農村集體組織“將經營性資產折股量化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折股量化”，個人擁有了生產資料份額，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不變，突破了以往集體經濟生產資料“不能按份共有”的禁區，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重大理論和政策創新，為“華為模式”的“新型公有制”企業頒發了“出生證”。

科技的進步、產業的發展，使得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資本規模也將越來越大，必然帶來股權分散化程度的提高。因此，“個人持股、股權分散，共同占有”的公司的比重將越來越大。國內A股的上市公司中，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雙無企業”（無控股股東、無實際控制人）。在新質生產力特征鮮明的大型科技型企業中，除了華為，騰訊、阿里巴巴、京東、百度等公司的創始人也都已經不是第一大股東，他們在公司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已經從初創時的“控股股東”變成委托代理機制下的“職業經理人”。建議從理論、法律、政策等各個層面，對這類“產權明確、股權分散、共同占有”，沒有單個的個人能夠從股份層面控制公司的企業，明確“新型公有制”定位。引導越來越多的企業向著這個方向去演進，從根本上提高創新動力和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企業成員的歸屬感，并讓“公有制主體地位”隨著市場化進程不斷發展、壯大。

2、加快國企骨干持股進度。

國有企業、特別是科技型國有企業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力量。加快科技型國有企業管理和技術骨干持股的進程，既能從根本上提高企業效率、激發創新活力，也是對“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緊密結合、利益相關”的新型公有制的積極探索。

中央強調國企改革要“堅持分類改革的方向”，承擔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任務的科技型國有企業基本都屬于“商業一類”。應該明確：“商業一類”國企，處于充分競爭領域，既無國家配置的專門資源，也無獨家許可的特別業務。除了股東層面的“國資”，在資源獲取、市場競爭、日常經營、內部管理等方面都和其他企業并無二致，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主要取決于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科技人員的研發動力、企業成員的整體活力。因此，對“商業一類”國企應逐步放寬、取消員工持股的種種限制，充分激發這類企業科技創新的活力。具體建議有：

（1）擴大試點范圍。目前的政策只允許對“混合所有制”國企試點員工持股，前提是“非公有資本股東所持股份要達到一定比例，公司董事會中有非公有資本股東推薦的董事。”建議把試點范圍擴大到國有獨資企業（包括多個國有股東持股的企業），通過員工持股實現混改。

（2）豐富出資方式。目前只允許員工以現金出資，企業發展成果的“存量”沒有被員工分享。建議豐富出資方式，如把企業未分配利潤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給骨干、作為股權出資，或允許員工用所持股權以后年度的分紅支付出資款。

（3）加快試點進度。對國企員工持股，黨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十多年來下發十多個文件，一個比一個要求明確，但在實際執行層面的響應嚴重不足，不少國企更是把原來“三產”單位的個人股權都收歸國有。建議由國資委制定進度要求，把員工持股列入對國企主要負責人考核的內容，限期推進。

如果說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折股量化”給村民、保持集體所有制性質不變是理論和政策的創新，國有企業讓骨干持股使得生產資料有了個人份額、但不改變國有企業的性質，是更具創新的突破。隨著國企骨干持股比例的不斷提高，“新型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將得到極大的豐富和完善。

3、完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政策。

上市公司一般都是所在行業的佼佼者，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尖兵。股權激勵是上市公司激勵骨干、穩定隊伍、加快發展的主要手段，在發達資本市場已經實施多年。現行政策法規在以下兩個方面需要優化完善：

對于股權激勵“行權”時的納稅，稅務部門規定要按照“工資薪金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而按照《證券法》和證券監管部門的規定，高管期權在行權后必須先鎖定6個月，然后每年只能出售上年末余額的25%、直到剩下1000股才可以一次賣完。也就是說：上市公司高管（這是最需要激勵的群體）行使股票期權后，不但要墊付資金、按照“工資薪金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而且，這項“工資薪金”還要被拖欠數十年，更不知道最后能拿到多少錢、是不是能彌補已繳納的稅款（在數十年的時間中股價如果下跌，已經繳納的個人所得稅是不能退回的）。因此，出現了和股權激勵的初衷背道而馳的局面：公司高管要么放棄行權，要么在行權后辭職。

對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有一些不同于其他上市公司的特別規定。如：不保底、也不封頂是股權激勵機制的設計出發點，“封頂”從原理上偏離了股權激勵的意義，但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就有著授予價值不能超過薪酬總水平的40%的“封頂”規定。又如：上市公司股票期權行權的條件都是本企業業績指標的達成率，但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行權增加了額外的條件：必須位于數年前確定的20家對標企業的“75分位”。就好像自己能不能被認定為“健康”，取決于另外20個人的體檢結果，既于理不合，也存在太大的不確定性。再如：因為股權激勵有著較長的周期，而企業需要經常引進技術人才，股權激勵時通常會“預留”一部分給新引進人才，但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規定是“不能預留”，非常不利于企業對新引進人才的激勵。

因此建議：

（1）借鑒成熟資本市場的通行做法，對于上市公司期權的行權和出售都按照財產性收入征稅，在出售時統一計征。

（2）取消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期權收益不能超過正常薪酬40%的限制，回歸股權激勵的本質。

（3）統一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其他上市公司期權行權的條件，以本企業業績達成率為主，同行業其他企業的業績僅供參考。

（4）允許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預留一定比例的期權，以滿足新進人才的激勵需要。

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機制的完善對于“新型公有制”的探索有著特別的意義。中共十六大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明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上市公司是股份公司和混合所有制經濟特征的集中體現。通過股權激勵機制的完善、推動越來越多的管理和技術骨干持股，不但能激發上市公司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活力，更能進一步豐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讓公有制主體地位和資本市場的發展高度一致。

發展新質生產力，既是發展命題、更是改革命題。按照習總書記和黨中央的部署，既向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要活力，更向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要動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統馭下，探索公有制的新形態，創新分配方式，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一定能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強音。

  (作者為九三學社中央資環委副主任、廣東省政協研究咨詢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