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 陳利浩
　　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極大地壓縮了獲取、發布、傳遞、交換信息的層次，能夠在代議制這種間接民主制下，以越來越多的方式實現公民對于公眾事務的直接參與，實現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的高度融合。
　　從希臘城邦時代的“直接民主”，到現代國家以代議制為主要特征的“間接民主”，被普遍認為是一種進步。但是，如何在間接民主的運行中體現“全體人民當家做主”,即直接民主的原則，也一直是政治學的熱點。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已經為此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
　　間接民主的主要理由

　　1.“規模論”。城邦規模較小，城邦內的所有成年市民聚在一起開會決定主要的公共事務是可能的。而現代民族國家地域遼闊、人口劇增，沒有一種技術方式能讓居住分散、人數眾多的全體公民直接討論、決定主要的公共事務，只能通過他們選舉出來的代表。
　　2.“素質論”。隨著社會的發展，涉及的公共事務日益復雜，對其進行判斷、討論、決定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而公民受教育程度參差不齊，缺乏面對公共事務的普遍能力，只能通過選舉出來的“精英階層”來決定和治理。
　　3.“制衡論”。隨著國家規模的擴大、社會階層的增多，公民的同質化程度越來越低，利益訴求日益多元化。直接民主的結果只能是“贏者通吃”，而通過代議制，各利益群體都可以選出自己的代表，在代議機構中進行博弈，實現制衡，避免“多數人的暴政”。
　　從直接民主到間接民主雖然是歷史的必然，但是，間接民主固有“異化”的弊端，亦即選舉出來的代表（包括代議制下的政府）在取得立法、執政地位后，由于信息不對稱、利益驅使、政黨歸屬等等原因，在某種程度上不再代表選民行使權力，“只有在選舉那一刻才是主人，選完后即成奴隸”是極端寫照。如何在間接民主體制中貫徹“權為民所賦”的根本原則？采用怎樣的思路、方法保證代議制不致“異化”？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此提供了足夠的手段。
　　信息技術帶來的變化
　　在現代信息技術下，涉及社會管理的規模、素質和制衡等都將發生相應的變化。
　　1.規模。在高效的信息技術下，通過移動互聯網，公民身份的確認、意見的表達已經不需要到某一集中的現場，足不出戶就可以發言、投票、表決，深居家中就可以和各個階層、各種利益的其他公民順暢交流，“居住分散”就不是問題。快速處理海量數據的軟件系統，可以對公民的訴求和決定進行實時的匯總、分析、統計，“人數眾多”或“意見紛紜”都不足以成為技術上的障礙。可見，信息技術將使社會管理的“規模”發生質的變化。
　　2.素質。隨著互聯網上積累的知識的急劇增加，隨著網絡信息搜索、分類工具的層出不窮，原來需要專家才具備的知識、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積累的經驗，一個具備基本文化程度和上網能力的公民可以較快地基本掌握。
　　相信不少讀者在去醫院看病前都會在網上求醫問藥，從而實現和醫生的“專業級對話”。可見，現代信息技術所帶來的知識分享的便利，使得個體素質差異比較容易得到彌補，對于大部分公共事務，公民之間原有認知、經驗、能力的差異已不會從本質上影響他們的參與、判斷和表達。
　　而且，既然選舉者都在不斷地知識更新，被選舉者更加必須時時提高自己，也大大降低了代議制中“庸人政治”的可能性。
　　3.制衡。在傳統方式下，公民中達不到“多數”的各種意見很難通過表決機制得到體現，因此只能由選舉的“代表”在代議制的議會或政府中去博弈。而在信息技術下，對公民可以按多重口徑進行群體分類，對各群體的意見可以進行精確統計（如對涉及教育的某個事項，可以按教師、家長、學生和其他公眾的分類對意見進行統計），完善決策。
　　總之，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極大地壓縮了獲取、發布、傳遞、交換信息的層次；移動互聯網的應用，則保證了身份的真實性、唯一性和溝通的實時性，使得社會成員之間可以“全天候、一對一”地進行交流。因此，能夠在代議制這種間接民主制下，以越來越多的方式實現公民對于公眾事務的直接參與，實現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的高度融合。
　　應用舉例

　　精準、廣泛地征求市民的意見、建議。先對市民進行多重分類，如某人的政治面貌分類是“政協委員”，產業分類為“信息技術”，社會活躍度分類為“偏上”，愛好分類為“低碳環保”；在分類的基礎上就可以有針對性地征求意見，如要征集對某項環保政策的意見，就可以由系統把征求意見表自動群發到產業分類或愛好分類為“低碳環保”的市民的手機上、在必要時自動跟進，實現精準送達、及時反饋，并對反饋意見進行自動的統計、匯總和分析。
　　同樣的思路也可以用于各種“公示”，公示的內容將精確、直接地群發到需知情對象的手機上，而不是只刊登在某個媒體或張貼在某個角落里，消除“看不到公示”的抱怨和由此引起的糾紛。
　　由市民對執政效果進行評價是一項經常性的工作，但傳統方式費時、費力、費錢，評價方式簡單，代表性較差。應用移動互聯網技術，基于對市民的多重分類，可以大大提高評價的效果和效率、保證評價的代表性。
　　如可以將教育領域的工作內容自動群發到對應“教育”分類市民的手機上，將某一區域事務的內容自動群發到居住在該區域市民的手機上，實現“一事一評”；可以把年度工作內容群發到全體市民的手機上，實現“百萬人評政府”甚至“千萬人評政府”；評價的選項可以有多種，市民還可以另外提出意見和建議，由后臺系統自動按多種口徑進行分類、匯總，提供決策參考。這樣不但能持續完善政府工作，更能大大推進政府和市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和高度認同。
　　申訴、上訪和處理的方式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也將根本改變。在市民的手機綁定身份之后，申訴可以直接用手機寫，控告可以直接用手機發，再也不用去信訪局排隊喊冤了。通過信息系統，政府也可以及時、清楚地了解：上訪的市民是誰？什么身份？位于何處？有什么困難和冤屈？以前反映過嗎？接訪、處理、答復、跟進都可以通過后臺和手機的實時互動來實現，上訪和截訪不再是噩夢。
　　政府的各種服務也可以通過移動互聯網來“前置”辦理。如市民要申辦港澳通行證，只需在手機上提交請求，與手機綁定的個人信息就會自動進入申辦系統、啟動辦理和審批流程；而只要市民承諾提供“所在位置”信息，后臺系統隨時可以知道他在哪里，可以告訴他最近的辦證點，可以就近安排送達辦理后的通行證，等等。這種方式逐步推廣后，市民和政府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就變成了手機和后臺系統的關系，“門難進、隊難排、人難看、事難辦”的老大難問題可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代表和選民之間的聯系有待于進一步加強，移動互聯網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在選舉代表前，可以把候選人的基本情況自動群發到各位選民的手機上供及時了解；代表有需要和選民溝通的問題可以隨時通過手機互動；在人大就某一事項討論和表決時，代表可以把議題直接群發到每個選民的手機上，選民能通過手機及時表明自己的態度，后臺系統能馬上統計出某一代表所屬選民的意見，每個代表都能據此去獨立行使表決權、監督權。
　　村民自治、業主委員會、基層人大等不少場合都需要進行選舉。而地理距離、選舉場地、氣候、統計效率等因素都程度不同地限制著選舉的范圍和效果。但是，如果把移動互聯網技術用于選舉，通過嚴格的身份認證、記名和不記名的嚴密算法，每個選民在家里用手機就可以投票，后臺系統可以迅速計票，對于降低選舉成本、擴大選舉范圍、保證參選率、提高計票效率等，將帶來革命性的變化。高效、方便、私密地在各類選舉中有效行使自己的權利，將成為每個公民的日常事務。
　　關于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的不少傳統觀念，可能會被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進步所顛覆。
　　例如，計劃經濟的思路很“理想”，但在稍大一點的生產、消費規模下，就沒有任何技術手段去有效“計劃”，據說蘇聯的一個年度計劃平衡表用早期的計算機計算需要幾百年，所以計劃經濟就變成了“拍腦袋經濟”，自然被市場經濟所替代。
　　但是，市場經濟有一些滯后、盲目、自發的“天然弊端”。如果隨著網絡和計算技術的發展，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實時、準確地表達自己在未來某一時間段內的消費需求，軟件系統能迅速對這些需求進行及時的收集和統計，并對生產要素和能力進行精確的規劃和控制，也就是有了有效的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計劃的技術手段，到了那一天，也許，真正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很可能又會取代市場經濟？至少，我們對此不妨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總之，社會進步的要義就在于成員的溝通、合作，狀態的透明、可控，規則的公正、統一，而現代信息技術正是實現這些目標的不二手段；而社會成員之間信息交流的手段和方式，也一定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社會管理的體制，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已經是社會建設的一種推動機制、倒逼機制。從這個意義上，科學技術不光是“第一生產力”，也已經是“社會進步的第一推動力”。承認、順應、助力這一推動而不是相反，是每個希望社會進步的公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