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農村集體經濟法》允許經營性財產的“所有權”和“收益權”相分離，遠光軟件董事長陳利浩認為，這是馬克思“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天才設想的創新實踐。他建議：參照《農村集體經濟法》的創設，將類似華為的股權分散、“所有權”共同占有、“收益權”個人所有的公司定義為新型集體所有制，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凝聚對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共識，明確民營經濟既包含非公經濟、更包含公有制經濟的定位，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革為全面深化改革奠定堅實基礎。

《農村集體經濟法》與馬克思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設想

專欄作家：陳利浩 九三學社中央資環委副主任、廣東省政協研究咨詢委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改革開放前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實踐和認識”的理論成果時，列舉了“關于農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屬性的理論”。中國的改革開放，在關鍵節點上大多采用了“把有關權利增加屬性、適當分離以達到突破性效果”的思路。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底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以下簡稱《集體經濟法》），對包括土地等在內的“集體經營性財產權”，一方面規定“集體財產依法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不得分割到成員個人”，另一方面又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將集體所有的經營性財產的收益權以份額形式量化到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并對與“量化”有關的問題作了多處規范。這種把“所有權”和“收益權”相分離的改革智慧，是馬克思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設想在中國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具體體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創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雖然馬克思提出了對于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的天才設想，但是，因為對于生產資料這同一個對象，“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從形式上是互斥的，因此，一直以來的主流觀點都認為：馬克思設想中的“個人所有制”指的是生活資料，生活資料、消費品可以有“個人份額”。生產資料則“只能共同占有、不能按份共有”，按份共有，有了“個人份額”，就不屬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范圍。

中國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就是“個人份額”。安徽小崗村那份石破天驚的“生死狀”，其實質就是農民以“個人份額”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借鑒農村改革的成功，針對城鎮集體經濟組織和鄉鎮集體企業產權虛置的弊端所進行的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的探索，主要形式就是職工或村民持股的公司制，即讓職工或村民有了“個人份額”。因此，作為中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改革，就是在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前提下，通過各種形式的“個人所有”“個人份額”，從根本上激發集體經濟成員的勞動積極性，極大地解放社會生產力。

有了“個人份額”，還是不是集體所有制、還是不是公有制？關鍵是要保證集體擁有生產資料整體的所有權即“支配權”，在集體“支配權”的前提下實現個人“收益權”：

中國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家庭、個人通過聯產承包所得到的只是土地產出的收益，主要生產資料如土地、生產設施、農田水利設施等都還是集體所有的，沒有任何一個農民個體有權支配、處置，決定權在“集體”（如各種形式的集體經濟組織），集體所有制的本質并沒有改變。

中國城鎮對集體企業的改革、農村對鄉鎮企業的改革，主要途徑就是把原來沒有實體股東的企業變成了有實體股東的公司。如果改制后的公司不由個人“控制”、而由廣大職工（或村民）共同持股，公司的生產資料、法人財產由股東“集體”（如職工持股會、股東大會等）決定，沒有單一的職工、股東個體有權支配、處置。個人在公司出資額中所占比例的主要意義體現在公司的利潤分配即“收益權”。作為集體所有制根本特征的“職工共有、民主管理、共享利益、形式多樣”并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切實地得到了實現。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發展起來的更多一般意義的公司、企業等經濟組織，只要這些經濟組織的股權足夠分散，沒有被任何一個自然人單獨控制，那么，這個經濟組織的生產資料也是“共同占有”的，這個經濟組織的個人股東、合伙人等“個人所有”份額體現的只是收益權，而不是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

以上的各種“個人份額”，無論是農村里村民的“承包權”，城鎮里職工的“持股權”，股權分散公司中股東的股權，實際上都不是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而是“收益權”。生產資料本身還是“集體所有”的、不為任何特定的個人所支配。

作為生產關系的核心，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生產的社會化程度。隨著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生產資料的規模越來越大、集中化程度來越高。生產資料規模的擴大又導致資本的“社會化”即股份制成為趨勢，而股權分散是股份制的特征。面對集中化的、大規模的生產資料，任何一個分散的個人股東的占股比例都不足以形成控制，只能由多個個人的聯合體“共同占有”和支配。因此，馬克思對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并存的設想，體現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要求，是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實現集體和個人、社會和成員共同發展的不二選擇。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和馬克思在不同場合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每個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整個社會自由發展的前提”等論述是高度一致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持久魅力所在。而把生產資料“支配權”和“收益權”相分離，用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實現“共同占有”，用生產資料的收益權實現“個人所有”，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對馬克思天才設想的完美實現。

因此，《集體經濟法》對集體經營性財產“所有權”和“收益權”分離的創設，還有著更深遠的意義。

以華為公司為例。華為是發展生產力最好的樣板，無論是產業躍升、還是科技攻關都“遙遙領先”，而且越壓越強，其主要原因，除了任正非本人的變革領導力和企業家精神，從公司制度層面就是面向廣大管理和技術骨干的內部股權設計。任正非創辦了華為，但他個人持有的股份不到1%，其余的都由廣大管理和技術骨干持有。華為、以及其他同類公司的實踐已經證明，在股權的“華為模式”下，勞動者不光是自己勞動能力的所有者，還通過個人股權成為公司剩余價值的所有者；企業的經營效果和每個股東息息相關，勞動者的所得天然與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效果緊密相連，生產效率的提高、生產力的發展是企業和員工的共同利益所在。這樣的股權關系，可以從根本上激發勞動者的創新動力和生產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從產權機制上保證了公平。

但華為屬于什么所有制？肯定不是公有制，因為華為既不是“全民”、也不是傳統意義上“集體”。按照現有的理論和政策，華為，以及所有的同類企業，都被定性為“非公經濟”即“私有制”。但華為是誰“私有”的？任正非個人占股不到1%、怎么“私有”？任正非都不能私有、還有哪個華為員工能“私有”？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公司的股東越來越分散并多元化，“華為”類的企業將越來越多。作為“后起之秀”的各類合伙企業，更是基本上都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控股股東”。在這樣的公司、企業，沒有任何單一個人的股份占比形成對公司的“控制”，對公司的生產資料、法人財產，任何個別員工都沒有獨立的支配權，只能“共同支配”。這樣的公司、企業，既符合馬克思設想的對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也滿足《集體經濟法》規范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收益權分離的特征：“共同占有”的是對生產資料整體的“支配權”即所有權，“個人所有”的是生產資料的收益權。

城鎮集體企業改制后的公司或其他企業，市場主體中的合伙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業、聯營企業等，只要出資額、股權、合伙份額、分紅權等足夠分散，沒有任何一個自然人可以被認定為“控股股東”、 “實際控制人”、“最終所有人”，個人持有份額的實質就是收益分配權，區別僅在于這種收益分配權的實現形式：在上市公司體現為期權、限制性股票，在一般的股份公司體現為股票，在有限公司、合伙企業體現為出資額，等等。雖然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收益權相比，存在著有否在登記機關實名登記、是否可以轉讓的區別，但“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特征是一致的：都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公司股東大會”、“合伙人會議”等全體成員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占有、支配生產資料。如果參照《集體經濟法》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規定，把這樣的經濟組織定義為新型的“集體所有制”，作為《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踐和理論上有著以下的重大意義：

一、保證對生產資料的使用符合共同利益。“集體所有制”從制度上保證了“股權分散、沒有個人成為控制人”，對生產資料的支配和使用都會經過集體決策，保證了廣大股東利益和公司經營、發展方向的一致，體現“人民主體”。

二、提高企業成員的安全感和被認同感。企業性質定義為“集體所有制”，“自己人”的定位就從領導人的肯定變成了本質屬性的界定，企業經營者、從業人員的安全感、被認同感就能得到有力提升，企業的經營、發展、投資積極性也將持續迸發。

三、有助于對企業公平對待。對于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再也不用擔心對其重視、支持會帶來風險，保證了一視同仁。

四、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并存的企業數量眾多，而股權分散的趨勢使得新型集體所有制將越來越成為企業主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能從比例上得到實事求是的體現。

五、凝聚對市場經濟的共識。市場化進程使得規模較大的公司都向著股權分散的方向進化，除了華為，阿里巴巴、京東、騰訊、百度等公司的第一大股東也都已經不再是公司的創始人。把這類企業定義為新型集體所有制，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將和市場化進程齊頭并進，對市場化方向才能有最大程度的社會共識。

六、明確民營經濟的定位。如果民營經濟等于非公經濟，民營經濟的發展就意味著公有制經濟比例的相對縮小，有礙公有制主體地位。民營經濟中股權分散的企業一般都規模較大、而且數量越來越多，如果將這類企業歸屬新型集體所有制，民營經濟的發展就不光意味著非公經濟的發展、更意味著公有制經濟的壯大，才能明確定位、消除疑慮、同心同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決定著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上體量最大的社會和經濟變革，也是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最大的試驗場，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革一定是重點和關鍵。相比于勞動者感受不到實際份額的改革前的“全民所有制”，相比于生產資料掌握在少數個人手中的“私有制”，新型集體所有制既保證了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又實現了勞動者對財產收益的“個人所有”。勞動者的創新動力和生產積極性從根本上得到激發，并從產權機制上保證了公平。這種所有制形式，是“發展是第一要務”和“避免兩極分化”的雙贏選擇，是效率和公平“相促進、相統一”的現實途徑，符合社會化大生產和技術進步的根本趨勢，并有利于經濟、信息、國家的安全。隨著生產規模社會化、生產資料集中化、股權結構分散化，越來越多的企業向著這一方向發展，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就能持續競相迸發，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就能更加充分涌流，發展成果就能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也能得到不斷鞏固。馬克思“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的設想就能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地上完美實現。我們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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