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馬克思設想的“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其中的“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如何定義、區分？遠光軟件董事長陳利浩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為此提供了最好的實踐。他分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城鎮對集體企業改制后的公司，市場主體中的其他企業，只要股權足夠分散、沒有任何自然人被認定為“實際控制人”，其生產資料就是集體所有、即“共同占有”的，勞動群眾“個人所有”的股權只是對收益的分配份額。他建議：把這樣的企業定義為符合馬克思設想的“勞動群眾共有制”，突破理論禁區，規范企業分類，消除統計誤區，實現所有制“發力”、公有制“擴容”、共有制“定心”，奠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實基礎。

“勞動群眾共有制”探討

專欄作家：陳利浩 九三學社中央促進技術創新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政協研究咨詢委員會委員

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二十大重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推動高質量發展。而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經濟制度的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越來越多樣化。202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對農村集體組織已經明確允許“將經營性資產折股量化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折股量化”后還是“集體所有制”，這就突破了“集體所有制不能按份共有”的歷史禁區，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重大理論和政策創新。沿著這一方向，在對集體所有制進行總結、規范的基礎上，對新時代的“勞動群眾共有制”進行探討、研究和設計，對于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探索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的要求，對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于體現“共同富裕”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歷史沿革

20世紀50年代中期，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形成了城鎮集體所有制和農村集體所有制兩種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基本類型，構成新中國所有制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中又形成了農業集體所有制和鄉鎮企業集體所有制。雖然經歷各種曲折，但集體所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僅以城鎮集體所有制為例，改革開放前夕的1978年，集體工業企業在全國工業企業中的占比為：企業總數的四分之三，職工人數的三分之一，總產值的五分之一（莊啟東、申紀言、吳巖：《城鎮集體所有制經濟必須大力發展》《經濟研究》，1980年第4期）。

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各種經濟成分的活力都競相迸發，集體所有制經濟也迅猛發展：

農業集體所有制經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突破口。以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大包干”為標志，家庭承包經營制逐步破冰、迅速推廣到中國絕大部分地區，農業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從原有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變革為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六年后農業總產值和農民人均收入都增長了近3倍。

鄉鎮集體所有制經濟也在農村改革的推動下取得了很大發展。鄉鎮企業的前身是“社隊企業”，相比于計劃經濟制度下“社隊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受到的嚴格限制，農村改革的啟動和市場化的方向，從制度環境、勞動力供給、資本積累和市場條件各方面為“社隊企業”向“鄉鎮企業”的升級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環境和條件。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鄉鎮工業已占中國工業三分之一的份額，名噪一時的“蘇南模式”就是鄉鎮集體經濟的光彩呈現。

城鎮集體所有制經濟是改革開放的生力軍。廣泛存在于手工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以及文化教育、衛生等領域的城鎮集體企業，隨著改革的深入、各種障礙不斷被突破，產權制度、管理機制、分配體系、政企關系等方面煥然一新，勞動者的積極性得到空前發揮，企業規模和效益不斷增長。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顯示，集體工業企業在全國工業企業的占比為產值的35.55%和從業人員的39.76%，都比1978年增長，尤其是產值占比的增速更為明顯，這充分說明，改革開放對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推動力度大于其他工業企業的平均水平。

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統計口徑下的集體企業數和就業人數一路下滑，到2004年底均減少了近80%，到2005年城鎮集體經濟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總人數的比例不到3%，2007年集體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僅占全國工業企業的2.46%（程恩富、龔云：《大力發展多樣化模式的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中國集體經濟》，2012年第31期）。

這種“雪崩式”的下降，是由于政策調整嗎？不是，黨和國家對集體企業的政策一如既往。是由于宏觀經濟形勢嗎？不是，那些年的全國GDP一路攀升。是由于企業經營不善嗎？也不是，城鎮集體企業集體經濟蓬勃發展，海爾、萬向、美菱、七匹狼等佼佼者都成為所在行業的領跑者。

主要的原因，在于“集體所有”形式轉換帶來的性質認定、統計口徑的變化。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并明確規定：“企業擁有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成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企業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照章納稅，對出資者承擔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所有企業都要向這個方向努力。”

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和部署，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同時，城鎮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和農村的鄉鎮企業也逐步進行了公司化改制，即把“集體所有”這種虛擬的產權關系實體化，管理層、職工、村民、職工持股會、集體經濟組織等成了股東，出現了“個人份額”，實現了“按份共有”。

“集體所有權在本質上是集體成員的共同所有權”，是集體所有制的經典描述，并由此推斷出：集體所有制只能“共同所有”、不能“按份共有”。因此，城鄉集體經濟組織“按份共有”的改制導致了對這些經濟組織性質認定的改變。“職工入股的集體企業只有放棄所有權，才是集體企業。”（中國合作經濟學會城鎮集體經濟專業委員會《關于城鎮集體經濟未來發展問題的意見與建議》，《集體經濟研究》2013年32期）， “在集體經濟里不能有職工個人財產權利”（2013集體合作經濟論壇，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中國工業合作經濟學會），成了學界共識。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工商部門也一律排斥個人入股，如1987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處理個體、合伙經營及私營企業領有集體企業《營業執照》問題的通知》第二條明確要求：“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在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啟用新的《營業執照》后，對個人投資、家庭投資、個人合伙經營的工商業，不得核發集體企業的《營業執照》。”“職工入股組建的股份合作制企業按私營企業登記” （中國合作經濟學會城鎮集體經濟專業委員會《關于城鎮集體經濟未來發展問題的意見與建議》，《集體經濟研究》2013年32期）。

同一個企業、同一批管理者、同一類業務、同樣的利潤分配比例，只是由于“集體所有”有了實體股東、有了“個人份額”，只是由于“集體所有”的形式從“共同所有”改成了“按份共有”，就不能被登記為集體所有制企業，所有這些公司的產值、人數等都不能統計在集體所有制下。加上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的雙層經營體制后、土地的產出不計入集體經濟等因素，以致到了今天，集體經濟的產值、人數、投資等都已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除了“大集體”的一些成分如供銷合作社、二輕企業以外，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兩大支柱之一的“集體所有制”幾成歷史名詞。這是對集體所有制的自我消解，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自我矮化。

這種消解和矮化的理論基礎，就是“集體所有制不能有任何個人份額”。

二、“集體所有制”并不排斥“個人份額”

“集體所有制”是馬克思1874年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時提出來的。他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將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一開始就應當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過渡；但不能采取得罪農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廢除繼承權或廢除農民所有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5頁）。這里的“繼承權”和“農民所有權”就是個人份額。可見，按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集體所有制和“農民所有權”是可以并存的，集體所有制并不排斥個人份額。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資本論》第l卷第24章第7節）馬克思在這里明確提出了有別于“私有制”的“個人所有制”的概念，而且，這種“個人所有制”的性質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共產主義的，這和馬克思在不同場合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每個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整個社會自由發展的前提“等論述是高度一致的，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精髓和持久魅力所在。

改革開放前，中國對于城鎮和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進行過多次艱辛探索。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在大躍進建設高潮、后續經濟調整、職工家屬就業、知識青年回城等階段都有過不同的發展并形成規模；農業集體所有制經濟，也經歷了初級和高級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形式。但實踐證明：“一大二公”的體制，“名為集體所有，實為無人所有”的虛擬產權主體和模糊產權關系，嚴重挫傷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制約著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效率和發展。

中國的改革開放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安徽小崗村那份石破天驚的“生死狀”，其實質就是讓農民有了“個人份額”，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隨著農村改革的突破，針對城鎮集體經濟組織和鄉鎮集體企業由于產權虛置而嚴重阻礙勞動者積極性的弊端，也進行了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的探索，主要形式是管理層/職工、村民持股、有了“個人份額”的公司制。農村聯產承包、城市和鄉鎮城鎮集體企業公司化改制，作為中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改革，其特征就是“個人份額”。4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的舉世公認的成果，證明了這是激發勞動者創造力和積極性、解放生產力的唯一選擇。如果我們一方面高度認同、并時時自豪于這一成果，一方面又拘泥于傳統標準，認為有了“個人份額”就已經不是集體所有制、而是私有制，就必然會陷入這樣的悖論：凡是能讓勞動者吃飽飯的經濟形式都是“私有制”。

要突破這一悖論，關鍵在于對“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的理解、把握。

三、“勞動群眾共有制”的基本思路

如上所述，“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馬克思在《資本論》提出的設想。但是，既然是“共同占有”，又怎能“個人所有”？“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的關系，是此消彼長、你進我退，還是互相依存、有機統一？筆者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為完整理解、恰當區分、準確定義“共同占有”和“個人所有”提供了最好的實踐。

中國農村改革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立”，農民通過承包、經營所得到的只是土地產出的收益，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所有權歸集體所有，沒有任何一個農民個體有權支配、處置。也就是說：生產資料是“共同占有”的，“個人所有”的只是土地的收益。

中國城鎮對集體企業的改革、農村對鄉鎮企業的改革，途徑就是把原來沒有實體股東的企業變成了有實體股東的公司。如果實體股東中某一個人持有股權比例達到了“實際控制”，那自然應該是“私營企業”。如果股權在職工（或村民）中足夠分散、沒有任何個人形成“實際控制”，作為集體所有制根本特征的“職工共有、民主管理、共享利益、形式多樣”并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切實地得到了實現。在這種情形下，改制后公司的生產資料、法人財產由股東“集體”（如職工持股會、股東大會等）決定，沒有任何一個職工、股東個體有權支配、處置公司生產資料。個人在公司出資額中所占比例的主要意義體現在公司的利潤分配。在這類企業里，生產資料也是“共同占有”的，“個人所有”的只是通過利潤分配實現的收益。

也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中對農村、城鎮集體經濟組織的改革，在上述情形下并沒有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共同占有”的性質，只是讓勞動群眾“個人所有”了收益分配的個人份額。無論是農村里村民的“承包權”，城鎮里職工的“持股權”，都不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而是“收益分配權”。生產資料本身還是“共同占有”的、不為任何特定的個人所支配。

再來看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發展起來的更多一般意義的公司、企業等經濟組織。只要這些經濟組織的股權足夠分散，沒有被任何一個自然人“實際控制”，那么，這個經濟組織的生產資料也是“共同占有”的，這個經濟組織的個人股東（包括合伙人等）“個人所有”的份額體現的只是收益分配權、而不是生產資料所有權。以華為公司為例，華為公司超過98%的股份都由公司工會委員會持有，創始人任正非個人只持有不到2%。對公司的生產資料、法人財產的支配、處置，依照公司章程由職工持股會“集體”決定，包括任正非在內的任何員工，都沒有獨立的所有權、處置權，他們的持股權只是收益分配權。類似華為這樣的企業，既不受某一自然人的實際控制，也不受某些自然人的“聯合控制”（通過“一致行動人協議”等形式）。把這些有集體屬性的企業簡單定義為“私有制”，不但缺乏理論依據，更與企業的實踐、和社會公眾的感受大相徑庭。

筆者認為，中國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中國城鎮對集體企業改制后的公司或其他企業，中國市場主體中的許多合伙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業、聯營企業等，只要股權足夠分散、沒有任何自然人被認定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中國社會經濟的現實出發，這樣的經濟組織都不能被視為“私有制經濟”、“非公經濟”，而應該被定義為中國特色的“勞動群眾共有制”經濟組織，其本質，就是“生產資料共同占有，收益分配個人所有”，因此，“勞動群眾共有制”的經濟組織應具備以下特征：

超過一定數量的自然人（不需限定是否在該經濟組織工作）擁有該經濟組織的份額（出資額、股權、合伙份額、分紅權等），擁有的形式可以是直接的或間接的（通過職工持股會、工會、法人股東等）；

沒有任何一個自然人可以被認定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最終所有人”，無論是通過個人的持股比例、或通過“一致行動人協議”等其他形式；

經濟組織的章程明確規定：對企業生產資料、法人財產的處置必須由擁有人的多數（半數、三分之二、全體等）決定；

經濟組織的章程明確規定：對企業的收益，嚴格按照勞動群眾擁有的份額進行分配。

按照以上的特征，“勞動群眾共有制”雖然有著個人的分配份額，但堅持了“生產資料公有”的原則，屬于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新的實現形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同時，“勞動群眾共有制”應和公有制經濟的其他形式一樣得到毫不動搖的鞏固和發展。

四、具體措施

按照這一思路，至少可以有以下幾方面的舉措：

1、統一思想認識。依據中央《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中允許農村集體組織“將經營性資產折股量化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精神，澄清“集體所有制不能任何個人份額”的理論誤區，明確“勞動群眾共有制”的經濟組織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2、規范企業分類。對于各類企業，只要沒有任何一個自然人被認定為“實際控制人”（無論是通過直接持股還是通過“一致行動”）的，都定性為“勞動群眾共有制”。無論是對原城鎮集體企業、或鄉鎮企業改制而來的公司，還是對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設立的合伙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業、聯營企業等，都按照這一標準。

3、消除統計誤區。在各種統計、占比分析中，都把“勞動群眾共有制”經濟組織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的產值、就業人數、稅收貢獻、創新成果等統計入“公有制經濟”。

4、完善修訂法規。在相關法律法規中明確：

勞動群眾對經濟組織的投入，可以采用勞動、資金、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各種形態，并不限定投入者是否在該經濟組織就職。

“勞動群眾共有制”在分配方式上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資金、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多種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

5、在“勞動群眾共有制”的經濟組織發展到相當數量、形成較大規模之后，適時修訂憲法和有關法律中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規定，把“勞動群眾共有制”與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加以并列。

五、效果分析

1、所有制“發力”

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經濟制度的基礎，關系到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所有制的形式越來越多元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的“勞動群眾共有制”，既保證了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又實現了收益分配的“個人所有”。勞動者不光是自己勞動能力的所有者，還通過收益分配的個人份額成為公司剩余價值的所有者。這樣的所有制形式，可以從根本上激發勞動者的創新動力和生產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從產權機制上保證了公平。

2、公有制“擴容”

“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這一要求不但應體現在結構（關鍵領域和行業由中央國有企業主營）、也應該體現在比例（產值、稅收、就業、創新等）。比較流行的概括民營經濟占比的“五六七八九”（ 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的說法，原來就存在一個誤差：把所有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不論是否國有控股）都按民營經濟統計。如果按照本文的思路，把“勞動群眾共有制”經濟組織按照“公有制經濟”統計，再把國有控股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按照“公有制經濟”統計，公有制經濟的各項占比就會相應增加，“公有制為主體”就能在結構和比例上同時得到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就能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擴容”。

3、共有制“定心”

從法律、制度層面，中央始終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要求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做到保護、監管、準入的三個平等，保證規則、機會、權利的三個公平，對于民營經濟、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更是從法律層面明確定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但一些歧視民營經濟的“非制度性因素”屢禁不絕，社會上時常出現“民營經濟離場”等錯誤論調，讓一些民營經濟組織的管理技術人員和勞動群眾，在政治待遇、行政許可、金融資源、社會評價等各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低人一等”的感覺。而隨著市場化的進程，這類企業會越來越多。如果把這些企業定性為“勞動群眾共有制”，廣大管理、技術人員和勞動群眾的認同感、歸屬感就能進一步提高，資金、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和配置也能更加順暢。

六、結語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上體量最大的經濟和社會變革，也是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最大的實驗場。“勞動群眾共有制”，較有利于實現對公平和效率的均衡，較有利于兼顧“發展是第一要務”和“避免兩極分化”，也較有利于經濟、信息、國家安全，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前提下，引導符合條件的企業按照“勞動群眾共有制”的方向去改造、組建，就能在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的同時，使社會主義公有制隨著市場化的進程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降低和消除與所有制相關的焦慮、擔憂和歧視。“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憧憬和設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事業中的成功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實基礎，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澎湃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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